1961年漢娜鄂蘭以從居留營逃出的尤太人，與《極權主義的起源》作者身分，前往耶路撒冷觀察尤太問題重要執行者艾希特的審判。回美國之後她寫下了審判紀實，引起美國輿論一片譁然。主要有兩個爭議，第一個是她提出了「邪惡的平庸」。她不認為艾希特是邪惡的惡魔、撒旦的化身，她覺得艾希特只是一個平凡人。而艾希特會執行屠殺尤太人計畫，只是因為「依法行政」，只是因為他在執行的過程中，無法或不願去「思考」。漢娜鄂蘭認為在當時納粹德國的體制與意識形態的社會氛圍下，讓艾希特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使他忠實的執行屠殺政策。
這樣的論述引發為艾希特脫罪的批評，但漢娜鄂蘭強調「了解真相，並不代表原諒」。去理解一個罪犯犯下罪行的背後原因，並不代表原諒了他的罪行。種族屠殺這麼大的邪惡，是可能再度發生的，只要人們失去思考的能力，平凡人也可以造就極大的邪惡。台灣社會近年在主流媒體操弄與社會的冷漠之下，漸漸「無法」或「拒絕」去思考，一味相信所謂的「依法行政」，是台灣社會可能走向極大邪惡的危機。
第二個爭議更讓漢娜鄂蘭失去摯愛的尤太朋友，她批評了當時的尤太領袖。她認為當時的尤太領袖，或多或少在這場大屠殺中，有著變相助紂為虐的行為。批評受害者(尤太人)使當時許多人都無法接受，漢娜鄂蘭以色列的好友臨死前也不原諒她，而美國的朋友更是跟她斷絕關係。「妳不愛你的民族嗎？」朋友問「我不愛任何民族，為何要獨厚尤太人呢？」放下了國族情緒，放下了國仇家恨，漢娜鄂蘭更理性地去思考、觀察這場審判。「我愛我的朋友。」人與人的關係不是來自於血統，是來自於設身處地的為他人思考。漢娜鄂蘭的丈夫說「歷史無法被審判，被審判的是個人。」不同於漢娜鄂蘭的理性思考，耶路撒冷的審判幾乎已經成為了民族的復仇。
漢娜鄂蘭的論述來自於著作，因此電影只是對她的觀點的初探。然片中琢磨的，是漢娜鄂蘭捍衛真理的勇氣與決心。她受到世人的謾罵、污辱般的信件、朋友的離去、同儕的不認同，依舊堅持住理念。以色列特務要求她不要出版該紀實，並說「妳有沒有良心呀？」她回應「你們都打算禁書了，還談什麼良心？」在人人同仇敵愾的潮流中，秉持良心，說出真話。孟子引述孔子的話說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正是這種勇氣！最後一場精采的演說，冷靜而自信，鏗鏘有力，年輕的學生們(背負較少的二戰情緒)專注聆聽，結束時給予熱烈掌聲，仇恨的時代傳承了良心的真理。
當年漢娜鄂蘭同樣在台下專注聆聽老師海德格(名哲學家)的教課，海德格對思考的詮釋，影響了漢娜鄂蘭後來的論述，而她也與海德格譜出師生戀。最敬愛的老師，最親密的愛人，加入了納粹黨，也成了漢娜鄂蘭永遠的痛，但也許是因為如此，她更能放下對納粹的仇恨，冷靜地去檢視納粹的罪行。回憶過往戀情地惆悵、回憶過往遭迫害的恐懼、朋友決裂的遺憾、與丈夫互動的小女人模樣、捍衛真理的自信與冷靜，飾演漢娜鄂蘭的芭芭拉蘇科瓦演出精采，使本片不只劇情，各方面都是必看好片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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