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 「一個人跳舞是造反，全校作夥跳舞叫作民意」
說不上是對叛逆還是自由比較有興趣，在思想禁錮的年代，有一群學生反抗學校體制，追求更自由開放的思想與行為。王心仁是行動派的，是領導者，面對教官的斥責他大聲駁斥，無所畏懼。真心想飛的靈魂，無法安居在牢籠裡。林美寶或許是天生叛逆，在單親家庭，媽媽又是聲色行業的情況下成長，養成她強悍不願屈服的個性。
而陳忠良像多數跟隨他人的反抗者，他了解甚麼事情是對的，卻不敢挺身爭取。同為同性戀，他不像許神龍大方承認性向，而是選擇隱匿，試著讓自己像許多人一般，為難地親著學妹。陪著林美寶，他才敢販賣黨外雜誌；跟著王心仁，他才敢加入操場舞會的行動。他不敢站在第一線，但在愛人、好友的帶領下，也成為了思想禁錮的反抗者。
那一年，他們是高中生；那一年，台灣尚未解嚴。
1990年 「明天一醒來，台灣就不一樣了」
八零年代的台灣，剛解嚴、解除黨禁、報禁，孕育出無數充滿熱情的社運與學運。
野百合學運，即是台灣史上影響民主最鉅的學生運動。王心仁與陳忠良延續了高中時追求自由的心，加上大學教育的洗禮，投入了這場學運。這可不是不顧師長反對在操場上挑舞那麼簡單，他們反抗的是國家機器，爭取的是體制改革。更明確的訴求，更有理的叛逆，也更深刻的自由。
王心仁仍然是領導群之一，站在台上大聲疾呼；陳忠良仍然是追隨者之一，坐在台下拚命鼓掌。不同的是，經過追求自由的成長，陳忠良也終於開始大膽追求同性的性愛。此時的林美寶，也許是因家境問題而沒有讀大學，可以感受到提早步入社會的她，對學運本身並不在乎，只為兩人安危感到擔憂。然而一覺醒來，台灣不一樣了，三人的感情，也不一樣了。
1997年 「政院發言人：天下太平 台灣不需要學運」
三人終於碰面聚餐，王心仁接到岳父行政院長的電話，解釋著自己的發言，「天下太平，台灣不需要學運。」這樣場景，有點熟悉。2004年，諸多參與野百合學運而後來成為公民團體領袖的社運人士，聯合起來開了一場「野百合腐爛，好臭」記者會。會中抨擊當時政府中學運世代的官員對學運的發言不當，已經違反當初投入野百合學運的精神，包括當時行政院發言人所說的「學生還未釐清體制外群眾運動與體制內司法途徑的關係」。除此之外，王心仁面對高中好友，不肯承認院長與董事長的利益關係，也會讓人想起同為野百合出身的政府官員，後來成為陷入貪汙案的情況。
這些人的墮落，相信讓參與過野百合的導演感到沮喪。王心仁的角色，即代表了這些因學運而成為政治權貴的政治人物，在進入充滿權力金錢的社會後，成為腐敗墮落的野百合。(事實上野百合學運人士進入政府任職，多發生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，此時電影設定1997年，個人推測是因為要讓當年出生的兩位雙胞胎，在2012年可以到達進入高中的年紀緣故)
除了民主自由，在愛情上，王心仁連選擇自己所愛的林美寶也辦不到，束縛在因權力關係(院長岳父)與社會刻板印象(門當戶對)的婚姻。王心仁在走過因叛逆而精采的高中與大學時期，卻在社會階段狠狠摔了一跤。此時，曾經叛逆的林美寶 分不清是對王心仁還是陳忠良的愛，竟願意悶不吭聲，作王心仁的小三，跟他一起束縛在現實的困境。
陳忠良似乎接受了一切，他一定從新聞得知王心仁的墮落，卻沒試圖連絡阻止。他讓在軍中就結交男友，因為世俗的眼光而與女人結婚生子，自己就像林美寶一樣，悶不吭聲做小三。即使偶爾想叛逆藏起戒指，還是默默歸還兩人的束縛。再度相較於許神龍，不顧世俗眼光、不顧法令，自行舉辦婚禮，陳忠良依然沒有那樣的自信堅定。
「我看到一面鏡子，我發現我裡外不是人」在看到自己關心的林美寶陷入了與自己同樣的困境，陳忠良終於大聲的對林美寶與自己嗆聲「妳這爛咖有沒有自己的人生呀！」因此陳忠良也下定決心脫離這樣的困境，追求愛情上的自由。另一方面，陳忠良也終於把放在心裡很久的話，大聲對王心仁嗆聲出來：「我操妳媽的自由民主！」
王心仁算是陳忠良接觸學運，追求自由的啟蒙者，然而看著曾經的人權鬥士 卻在獲得權力後腐敗，一股惋惜與憤怒積壓在心中。就有如上述新聞中，開記者會的社運人士，又或者包括導演本身，在看到學運夥伴的的墮落，是一樣的心情。
爭取自由的心，會因為誘惑而忘記；爭取平等的心，會因為現實而放棄，如果電影就停在1997年，這會是我的結論。幸好，林美寶給了陳忠良一對雙胞胎；而導演，給了觀眾2012年。
2012年 「我要穿短褲！」
2012年的前半部在電影一開始就演了，是導演致敬2010年台南女中女學生集體脫長褲抗議的新聞。雙胞胎帶領著同學在操場上大喊「我要穿短褲！」而校方將雙胞胎的家長，陳忠良請到學校做溝通。
將這一段劇情放在電影前面的安排很巧妙，因為觀眾了解陳忠良的經歷後，再回想這段劇情，會有很大的衝擊。除了雙胞胎緊緊地連結著王心仁、林美寶跟陳忠良三人之外，最讓人衝擊的是陳忠良與雙胞胎的困境。
一個同性戀，由於無法擁有法定的伴侶，在單身的情況下很難申請領養，所以只好將雙胞胎給父母領養，自己則成為名義上的哥哥。單親爸爸，有實無名，養著兩個對其它人來說，是父不詳的小孩，在社會觀感上，一個相對弱勢的家庭。教官於是說：「問題學生通常來自問題家庭」陳忠良試圖解釋雙胞胎擁有的愛並不比別的家庭少，但對雙胞胎而言，其實只要這樣回應：
「爸，你不要跟他們說那麼多啦！」
那股自信，那股堅定，知道自己是正確的態度！在陳忠良的教養之下的兩個女孩子，與自己共同擁有追求自由平等的心，更擁有自己所沒有的那份與人爭取的自信心。1985年，王心仁、、、林美寶、陳忠良開始追求自由，而到了2012年，唯一還堅持住的，就是陳忠良。除了他始終堅定相信甚麼是正確的之外，或許還有更令人心疼的理由。
2012年 「楊雅喆：我想要找回一點點那時候的熱情。」
今年3月我到了王家的現場去聲援，當時帶頭主持的，是一位女同性戀。後來，我在爭取護士權益的新聞中，又看到了她。她不是王家人，也不是護士，她會在現場幫忙，是因為她投入社運已久，而她會投入社運，是從爭取同性戀可以合法結婚權益開始的。反旺中壟斷遊行，隊伍中拿彩虹旗的是同志；綠色公民反核環島，活動發起人的是同志。
或許，當我們成為了不平等的受害人，才永遠不會忘記追求自由平等的心！他們的理由令人心疼，他們的勇氣卻令人讚歎。
陳忠良無法以爸爸的身分撫養雙胞胎，或許在他內心積壓已久，想要大聲說出
「我要合法結婚！」那股信念，反映在孩子們的一句：「我要穿短褲！」
誰說女學生不能選擇穿短褲？
誰說同性戀不能選擇結婚？
台灣社會到處隱藏了以世俗眼光看似合理，卻嚴重忽略人們的基本權益的法令規範。無論他想不想穿褲子，無論他想不想穿結婚，都不能剝奪身而為人的選擇權利。
導演楊雅喆與主角陳忠良同樣走過野百合學運，也同樣在進入社會後，感受到現實對自由平等的的摧殘。但心中那股堅定的信念，讓陳忠良孕育出了雙胞胎，讓楊雅喆孕育出了《女朋友 男朋友》這部片。導演在專訪中曾這樣表示：「我一直想要拍部關於八九零年代臺灣的故事，相較於現在來說，八、九零年代的台灣相當熱情。那時臺灣剛剛初嚐自由，百家喧嘩；相較之下，現在的社會則顯得過於安靜和冷漠，我想要找回一點點那時候的熱情。」
而在電影的結尾，陳忠良與雙胞胎一起走回家，互動自然而親密，除了感受滿滿的愛，更重要的，對於爭取穿短褲的事，沒有責備，沒有爭執，甚至沒有討論。因為對他們來說，爭取自由平等，爭取應有權利，是一件正確而且自然的事。
爭取自由的心，總有人不會忘記；
爭取平等的心，總有人不會放棄。
他們的互動 是導演獻給所有記得且還堅持的人。
《女朋友 男朋友》是一部很滿的電影。
如果看愛情友情親情，會感覺到有點苦澀；
如果看民主自由平等，會感覺到充滿希望。
這會是，台灣電影史上的留名地好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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